西部三题
郭净(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西部有山

　　按照地理学家的描述，中国的地形由东到西分为三级台阶，西高东低，西部多为山地。这里的自然与文化，贫困和富饶，都和大大小小的山分不开。
　　2000年6月，我们在卡瓦格博（媒体叫梅里雪山）地区做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调查，用PRA（参与性评估）的方法让藏族村民画资源利用图。雨崩村村长劳丁先画了他们村子的神山，然后把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画在山的轮廓内。这些动物不仅有时常出没的老熊和獐子，也有当地根本见不着的狮子和孔雀。
　　我们请在场的村民对画上的动物做个评价，部分结果如下：
　　狮子第一等，评语为：“在雪山上，不吃庄稼和牲口，没有他就没有冰川”。
　　绵羊第三等，评语为：“在雪山上生存，是卡瓦格博的属相”。
　　猴子第四等，评语为：“是人的化身”。
　　兔子第十三等，评语为：“走在林中最好看”。
　　一共十三种动物，大部分的评价标准都与象征、美学有关，而与使用价值无关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大山并非只是衣食之源，更是思想和生命诉说的对象。
　　与这些农民和牧民的认识相反，在许多热衷开发者的言谈和行动里，西部耀眼的只是莽莽高山，隐藏在山中的自然资源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物质贫困。
　　西部有山。开山，是文明进步的壮举。可当外部的淘金者急于开发宝藏时候，是否应该听听山的声音？听听当地人讲的故事和传说，以了解他们如何能凭借上千年的文化功力，把外在的自然转化为内在的信仰。从而思考，我们的开发必须以什么样的生态和文化环境作为前提。
　　此后的第三个月，我们带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位规划人员重返卡瓦格博，在每处他认为值得划入自然保护区的地方，都听到村民证实神树、神水和神山的存在。半个月的考察结束，他感慨地说，现在终于明白文化对自然的意义了。其实，自然与文化的混融，正是这座大山的魅力所在，也正是西部的魅力所在。相对于早已工业化和正在后工业化的东部，西部的风景和生活依然贴近生命的原初状态，贴近许多现代先锋分子挣扎着要返回的“精神家园”。所以，西部的云南、西藏、贵州和新疆可以成为被大城市仰望的另外一种象征，用他们的蓝天、高原、青稞酒、风马旗和香格里拉的传说感召着东部的朝圣者。在开发西部的浪潮中，西部山区可以贡献给东部的，且只是矿藏、烟草和歌舞？它如同返照回去的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与高楼大厦不一样的景象。它力图在全球化的喧闹中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传达一种西部特有而东部缺少的价值观：对自然，对文化，对一切生命的敬畏和尊重。
　　三年里，我在费力地聆听卡瓦格博的声音，用眼睛、耳朵，用五官延伸出来的钢笔、相机、磁带和摄像镜头。可惜这些装备都太柔弱，或者过于强大以至带有侵犯的危险。所以，我更愿意坐在火塘跟前，和村长大扎西，小学老师阿中，民间诗人扎西尼玛，制陶工匠孙诺七林，活佛巴卡聊天。他们才是这些山的主人，尽管在公众的场合，他们永远保持沉默。

西部有树

　　出于学术需要和纯粹的好奇，我无论走到卡瓦格博的哪个村子，都要问最早的人是何处搬来的。结果得到一样的回答；不记得了。然后被问的人还会加一句：早先就住在这里的，不信你看荣中的那棵大柏树，是格萨尔王征服绒国时候留下的。
　　大树可以作为人的历史见证，而人无法见证树的历史。
　　澜沧江上游沿线的藏族村落，大都分布在江的西岸。西岸也是卡瓦格博山脉的东坡。山的中部（约3000米-4200米）雨量较多，生长着茂密的针阔混交林。接近河谷的地方（2500米以下）因受焚风效应的影响，气候燥热，地质结构破碎，陡峭的山体时常发生泥石流和滑坡，很多地段除适应干热条件的灌木外没有其他植被。然而，只要哪里有一片台地，就会出现郁郁葱葱的村庄。郁郁葱葱是被核桃树覆盖的缘故。
　　核桃树是每个村子的风景树。可它不止一棵，而是上百。当然它们不止关乎风景，还可以为聚落保住水源，为过路的人和牲口遮荫，还可以用核桃换大米。听说曾经有人怪长在地边的核桃树挡住阳光，要把他们砍掉，却没有谁愿意干，因为除了上面的几点好处外，每棵树都已分到每家每户，成为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所以，所有的村庄依然笼罩在核桃树的绿荫里，上山砍料子的人依然要走到一棵核桃树下才肯休息。
　　核桃树这么精贵，却好象不是自然生长的。它们归属于每个村庄，又归属于每个家庭。它们又粗又大，好多老得都不知道是那辈人种下的。那时一定有规矩：建房以前先要种树。树不是外在于人的“自然”，而是村子历史的一部分，是村子这棵大树吸取营养的根系。
　　道是靠山吃山，其实主要吃的是树。也就是说，除开土地和水之外，森林是卡瓦格博地区最基本的生活资源。当地村民和树，和森林的关系，一进村庄便知道了。首先是建材，一座三层藏式民房，需砍伐云杉、冷杉200到500棵；其次是薪柴，煮饭、煮牲口饲料、取暖的火塘，每天每户要采集栎树枝条50斤左右。然后是林产品，如菌类、药材等。从1980年代，日本人大量进口松茸，说吃了防癌，这种当地人看不上眼的野生菌顿时身价百倍。森林禁伐以后，松茸成为老百姓和政府收入的大宗。可松茸依然来自森林。2000年，一斤松茸最高卖到1800元，当然是老板们的转手价，村民的收入也就几十元，因为他们是在本村就地出手的，只赚几个辛苦钱。
　　按理说树同老百姓的生活联系得那么紧，要动员他们保护森林和生态应该很容易。其实在以往，保护森林本是村庄和村民自己的职责。去年我们在卡瓦格博地区最重要的发现，就是传统资源管理体系的功能，比如封山线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在当地，大多数村子历史上都在神山和社区之间设立了明确的分界线，藏语叫做“日卦”（ri vgag），意为“封山”。东竹林寺的巴卡活佛介绍设立“日卦”的方法为：
　　先由活佛应当地民众的请求，前来察看神山的风水，何处风景好、森林好，何处容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，再认定设边界的方位。沿日卦线，每隔一定距离便建一个嘛呢堆，或埋一个地藏宝瓶，宝瓶里放２５种药、５种绸缎、５种金银宝石、５种粮食。埋好以后，念７－２１天的经。从此后，日卦线以上的草木就不准乱动，不能砍树，不能挖石头。每年还要请活佛来念经加持。这条线一经划定，因其带有超自然神灵的意志和权威，通常都能得到较好的遵守和执行。每年农历正月初五，冰川下明永村的藏民男子都要到太子庙烧香念经向神山拜年。各村的全部村民都要选特定的日子上山烧香念经，对牲畜吃草、人砍树木等行为，向神山表示歉意。村规民约也规定，在本村“日卦”线之上，禁止任何人打猎、砍树、采药材，如有违反，第一次罚款，第二次罚打；凡外村人到本村牛场上放牛，要交粮食和钱币做补偿费；外村人到本村山上打猎，猎狗、猎具均要没收，还要罚打；……等等。
　　前些年由政府部门带头的商业性采伐，也造成了环境保护意识的淡化，民间的乱砍乱伐使社区附近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。然而，人与山，与树，与森林的基本联系还保存着，传统的资源管理机制依然约束着大多数村民的观念和行为。可现在有些从事环境保护、旅游开发的官员和学者，在制定规则限制当地村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，却时常忘记了村民就是树的一部分，是森林的一部分，是资源的拥有者和保护者。没有他们的合作，外来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连一棵树、一只鸟都保护不了。更有的官，有的老板利用权势和钱势，以开发矿产、发展旅游等名目，把当地大众的资源变成少数人和少数部门的财源。就像佛经里说的，一棵果树，树根和树干长在下面的世界，结果子的枝桠伸到上面的世界。种树的吃不到水果，吃水果的不用种树。那谁来保护这棵树呢？
　　如今保护也成了时髦的名词。前几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做记录片的朋友，他说他正在跟踪一个砍树的故事：城市要绿化，要建渡假村，派人到山区寻找大树，找到了连根刨出，用车子拉回来，一辆重型卡车拉一棵。当地人觉得砍了自己的命根子，在路上拦截，可是已经拉走了几十棵。如果允许，我想会有人疯狂到把西部所有大树都拉到城里做点缀。那样，大大小小的树也可以放进没有什么人光顾的博物馆，和青铜器一起流传永久了。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徐冶告诉我怒江人的一句谚语：树长高了要掉叶子。这句话让我忘不掉。它说的是自然，也说的是人。在循环不已的生命之圈上，植物和人都是其中的链环。在早已发达的东部城市里，所有的树都被当作人工世界的一部分。而在“欠发达”的西部，人依旧属于树的世界。西部有树，所以我想属于西部。

西部有路

　　1999年我两次到卡瓦格博冰川下的明永村调查，第一次是4月，第二次是7月。这两次访问让我亲眼见证了旅游业发展的神奇效应。4月那次，村里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老人在山脚绕佛塔转经。等7月我再去，从县城到明永村的简易公路已经修通，游客蜂拥而至。原来隐没在山里、地里、家里的人一下都冒了出来，聚集在佛塔周围。人们东一群西一伙地坐着聊着，眼睛不时望望大路。不定什么时候，会有一个飞快的骑车人由远而近，喊一声“汽车来啦！”人们便一轰而起，牵马的牵马，叫人的叫人，备鞍的备鞍，只等游客一到，便带着他们骑马上冰川。三个月前，明永的所有村民还是农民。三个月后，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劳力成了职业或半职业的牵马人。据村干部统计，当年（其实主要在下半年）明永村民牵马的收入，每户为8000元左右，2000年则超过了万元。
　　这一切变化，都是一条简易公路引起的。
　　从前，澜沧江的西岸没什么公路，只有满山横七竖八的小路，远看十分抢眼。1980年代在江上修了一座水泥桥，过桥后分三条岔路：左边到西单，右边到斯农，中间到明永，都挂在悬崖上，可让马走，或开手扶拖拉机。那时去耍冰川的游客，必须在桥西下车，换乘马匹走山路到明永村。后来县里决定开发冰川旅游，把路修进去。可开山的炮还没炸响，麻烦事就来了。从线路考虑，从江桥把路拉到明永，走的路程最短。但有不少人主张先修路到斯农，再翻一座山连到明永。主要的理由有二：一，可以顺道开发斯农，那里也有个冰川；二，斯农是行政村所在地，而明永只是它下面的自然村，道路当然应该从行政村通到自然村。
　　争执了几年，政府终于拿定主意搞两条路，分别通往明永和斯农。结果是，明永旅游火了，斯农却因为没有把路连上冰川，还象过去那样寂寞。
　　明永从修路得到最大的好处，可每户人家也多了一项出工的义务：抢塌方。从澜沧江大桥进明永的路修得实在潦草，民工放的炮把结构疏松的山岩炸得破碎不堪，稍一下雨便滚石头，淌泥浆，有一次还砸着明永活佛的越野车。到斯农的路更危险，我在那里被塌方堵了一个多小时，只好由几个村里的小伙子保护着从崖壁上攀过滚石区。而他们背粮食返回的时候，冒冒失失地硬闯塌方地段，差点被淌水一般的滚石砸到江里，生和死仅相隔一分钟。
　　从2000年起，德钦县要投入7000多万元开发卡瓦格博生态旅游区。这笔资金主要用于修路。听说最重要的一条路将修到位于景区的核心地：雨崩村。这个村子被许多人认做真正的香格里拉，目前还不通公路。旅游的人从德钦乘车到西单以后，还要爬6-7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。
　　到底要不要修这条路，专家领导有很多争论和建议。旅游规划者希望通畅的道路能增加游客数量，减少途中耽搁的时间，减少未来的经营成本；学者和生态保护者担心修路会破坏沿途的植被和景观，并引来大批游人，造成核心区的环境压力。我们作为建立自然-文化保护区的调查人员，当然愿意雨崩村少受外界的干扰，尽量保持朴素的面貌。
　　可当地人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们的任务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意见，了解的结果却让我们为难。
　　他们想要公路。为此，村里人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：
　　1， 前年春节前，，一位妇女到外村办年货，返回时翻越那6-7个小时的山路，遇上大雪。她勉强走到山顶，躲到一棵大树下，被活活冻死。
　　2， 去年有两户人家买了手扶拖拉机，山路开不上去。结果动员村里的男人，花了几天才抬回村子。
　　提这个请求的时候，有十几个藏民坐在我们面前，态度非常诚恳非常严肃。我们也谈了意见，不外是修了路森林会破坏，牵马的收入没有了等等。甚至还天真地建议用直升飞机解决交通，发展旅游，当即被专做保护区规划的美国人Bob泼了冷水，说按国外的经验，飞机成本太高，而且噪音很大，不适用。
　　尽管为难，但如果让我选择，我还是希望公路不要修进雨崩。为此我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。
　　比如，习惯走路的雨崩人知道乘车和开车（外面的村子不少人有私车）的好处，却并不知道汽车和公路的问题。路带给我们太多的方便，同时也占据了本应该留给土地、树木和村庄的地盘。听说有些城市最近出台了行人在快车道上被撞死，司机不负责任的法规，由此看，公路也在占据我们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。在很多情况下，道路甚至会演化为一种权力，它经常会排斥一些东西（如快车道不准人行走，高速公路的栅栏挡住了马车，也挡住了小饭馆），抬高一些东西（如开车人的优越感），占有一些东西（如用钱买下一条专线，一个停车场，又如在半路设收费站和关卡）。当地人在这场游戏中，究竟会得到多少，又失掉多少？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，公路的进入，必定要强迫改变沿途的一切。甚至当地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，也可能因为通了一条道路而改变权属。
　　又比如，坐落在雪山环抱中的雨崩，是卡瓦格博地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地带，而不仅仅是开放给好奇的外来人的标本。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，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是不能修公路的。即使从生态旅游的角度考虑，因修路破坏景观也得不偿失，何况现在更提倡徒步旅行呢！
　　摆出上面这些大道理，依然不能说服雨崩的老百姓。他们想与外界沟通的愿望，和外人想闯进桃花缘的梦想同样急切。站在香格里拉的入口处，我们该赞成哪一种决策？
　　关于雨崩的道路，现在还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。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丽江，发生在怒江，发生在既需要发展又需要保护的其他地方。而在已经发达的美国西部，围绕公路和铁路的文化冲突早已凝结为一段沉重的历史，留在白人的记忆中，更留在印地安人和华人的记忆中。
　　面对西部修路的热潮，我们或许应该换换思路：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修路，而在于怎么修和修什么样的路。工程技术并非唯一的出发点，雪山峡谷和翻浆的草地并非唯一的阻隔。不必借助卫星定位你就能清楚地看到：每条公路都会经过一片山地，一座森林，一个村庄，经过一个又一个包含着自然和文化因素也包含着风水的景观。每条新路在起点、中途或结束的地方都必然与老路重合、交叉和纠缠。如果人走的路，马跑的路，汽车奔驰的路不再互相排斥，而能互相衔接，那么，它们便可以在地图上串联起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理想。
　　那该是一张多么动人的网络！